担当着“城市记录者”角色的城市雕塑，可以生动记录并再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发展变化。正是如此，人们对在大街上、公园里这些城市特殊角色的美的期待和丑的抨击越来越强烈了。于是，雕塑家告诫自己―――
城市雕塑，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艺术地记录国家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世界上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选择它来记录自己的表情。如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等，城市雕塑都担当着“城市记录者”的角色。
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城雕建设呈现遍地开花之势，每年耗资可以亿元计算。“精品少、垃圾多”，是业界对目前中国城市雕塑的现状做出的真实评价。所以，没有一个城市对自己的城市雕塑感到满意。据报道，在北京，缺少主题雕塑，显得太零散；在上海，现有的1000多座城市雕塑中，官方调查表明优秀作品和劣质作品各占总数的10％，另外80％属平庸之作；在广州，属于精品的城市雕塑也不超过总数的10％，由于受商业化因素的影响，催生了部分粗制滥造、拼凑剽窃、全盘抄袭的“城市垃圾”……
优秀的城市雕塑被喻为“城市的眼睛”，粗制滥造、缺乏文化品位的“丑城雕”，被称为损害城市形象的“城市的败笔”。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作为公共艺术范畴内的城市雕塑，他们呼唤“城市的眼睛”，摒弃“城市的败笔”。这对于城市雕塑行业来说，是鞭策、是鼓励，或许更是一种幸运。
公众性不等同于普及性
中国古代著名的雕塑家戴逵，在创作瓦罐寺的佛像时，曾躲到隐秘处私听百姓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将公众意见当成自我作品的重要评判尺度。自古以来，能否被大众接受一直是雕塑家衡量其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现实生活中，很多城市雕塑作品常被老百姓批评―――“现在的城雕，既看不懂也不美，简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以致有些部门负责人几乎患上了“城雕恐惧症”。
对于公众的指责其实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我们不排除有些作品确实完全脱离社会，追求个性化，变成了雕塑家自言自语。更有甚者，创作者虚情假意、沽名钓誉，为了哗众取宠，常常颠倒是非、歪曲、丑化形象，不择手段。因此，不可否认，大众化作品中有一些粗糙之作。
雕塑的公众性是否等同于日常所说的普及性？观众投票最多是否就一定是艺术水平最高？当然不是。就像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景观建筑规划设计所所长焦耀明说的，雕塑只是城市空间的一个点，它可能有精神，也可能只是一个形态，并不需要所有人去理解。雕塑的公众性不是普及性，不是大众化，而应该以思想内涵、艺术境界为基础，绝不仅仅是大众投票所能简单解决的。再者，我们也不能把“看得懂就是好的美的”作为判断城市雕塑美丑的标准。单从外形看上去美，只是视觉的、直觉的、感性的美，而艺术美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震撼，有着理性的接受，这才是艺术的真谛。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城市雕塑在形式上要大胆突破、超前，非常有必要用高层次的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们对环境艺术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水平。“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因生活的杂乱无章，又必须高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不等于背叛生活；艺术家的创作带有前瞻性，新的创意不见得马上就能被各层次的观众接纳，但'马上'不等于'长期'，还要看生命力之长短才能知道能否过历史关。以上两点绝不能鱼目混珠，不然就是奸商投机倒把了。”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语气坚定。真正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真善美的，可以净化人类的灵魂，艺术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人格的表现，是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认为，搞艺术首先要把人格端正起来，不要装腔作势，更不能摆官架子，要多深入生活，多见多闻，多跑些地方，多关心整个社会。他主张雕塑家通过作品与公众互动，其创作必须以真诚为基础，以真情实感打动人心，所谓“吐之者不诚，闻之者不悦”。
81岁的潘鹤已经创作过200余件作品，分布在全国各地68个城市的广场，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雕塑艺术家。其中，《艰苦岁月》、《珠海渔女》、《深圳开荒牛》《虎门销烟》日本《和平少女》等作品堪称城市雕塑的精品之作。事实上，像潘鹤这样的雕塑大师，他的每一件作品也没有十分顺利，甚至60％的作品都是经过很多的争议和讨论才建立起来。如今，《珠海渔女》证明了他“先有雕塑后有传说，先有雕塑后有城市”的预言；深圳繁荣起来后，雕塑《开荒牛》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厚的内涵震撼着人们的灵魂，从而成为深圳的标志性雕塑。
城市雕塑风格应该多元化
由于都市文明的提高，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环境组成部分，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城市形象的凝缩，更是城市文化品位不可或缺的象征。仅拿广州来说。目前全市共有城市雕塑300多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创作了“五羊衔穗”、中山纪念堂前的“孙中山纪念像”、海珠广场的“解放广州纪念像”等著名雕塑。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建成了人民公园雕塑群、天河体育中心雕塑群、广州起义领导人塑像群等，1996年还专门建成了广州雕塑公园。
但是，近年来广州城市雕塑建设的进展比较慢，远落后于城市整体建设的步伐，反映广州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雕塑作品不多，体现城市文化个性的城市雕塑则更少。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追求符合自己城市性格和文化特色的城雕艺术成为广州雕塑界的主要声音。有的专家说，广州城市雕塑应突显历史文化内涵的原则，充分发挥广州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题材，大力发展具有岭南特色的城市雕塑。有的专家则觉得，广州许多新的建筑，风格大都是现代的，抽象雕塑与其相配十分协调，应大力发展抽象雕塑。一时间，关于现代、抽象，抑或岭南特色等城市雕塑的风格的取舍问题成为业界热论的焦点。
广州究竟需要什么风格的城市雕塑？是抽象还是现代？或是岭南特色？当记者把这一问题摆在潘鹤面前时，很显然他被激怒了：现代也好，抽象也好，只是表现手段不同而已，不是本质问题。用此种手段否定彼种手段，显然是故弄玄虚、舍本逐末。有些本来不是搞雕塑的人标新立异才易于哗众取宠、另立名目，却让人走上迷途。其实做雕塑艺术创作，只要你讲实话，发泄真实情感，“条条大路通罗马”。
潘鹤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既然艺术美应该是多元化，那么城市雕塑的形式和风格可以不拘一格。
焦耀明说，岭南派也好，现代派也好，只能代表城市雕塑的某种方向，城市雕塑的风格应该与环境、背景、场景相结合，从而有多种形式，甚至有可能在我们的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前面摆放一件购买回来的亨利?摩尔的作品，日本、香港就曾这么做过。中山大学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冯原说，在广州这样的岭南文化中心城市里，强调岭南特色意义不大，更没必要作为纲领性的东西。因为本身在我们的建筑、园林、景观中都会面临无法回避的岭南问题，除非一些特定的项目，过分强调只会使我们的城市雕塑滑向“西游记式”的风格。
从总体上来看，全国各城市的城市雕塑大都兼容并蓄，传统、现代、后现代风格都被广泛采取。公共空间本身就是兼容并蓄的，抽象的、写实的公共艺术形式都可以生存。冯原认为，重要的是谁来选择和怎样的选择程序。他建议像城市雕塑这样的公共艺术，在生产之前最好有一个博弈（有规则的游戏）过程，才有可能有助于决策的慎重与科学。
公共艺术需要公共政策作支撑
讨论公共艺术，就必须谈及公共性，而公共性的体现应该是一套公正的程序，公共艺术的合理性就是用这套程序来确保。作为公共艺术形式的城市雕塑，不能是由“谁”说了算，而应该将领导、专家和群众三方面的意见充分融合，一起来评价指导城雕创作。
即便是那历史上最成功的雕塑曾经成为笑柄也不见怪。但只要是在公正的程序下产生的，就不怕被人笑话、遭人反对。埃菲尔铁塔当初也遭人极力反对，今天它成为了巴黎标志。冯原说，编笑话的城市雕塑是一回事，可耻的城市雕塑是另外一回事。在今天的城市中，恶劣雕塑大行其道的原因不在于没有好方案，而是决策程序出了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恶劣的城市雕塑方案时，可能同时否定了9个更好的方案。
公共艺术包含两种成份：艺术性和公共性，当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件艺术品身上时，这件艺术品才能被称为公共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是艺术性向公共性转化的社会条件。对于把握艺术性的艺术创作者而言，如何取得空间进入权是个要害。当进入的资格取决于空间代理人的投资意志时，艺术家就必须在自主价值和投机取巧之间做出选择，以换取成本较低的进入方式。大部份情况下，这是个两难困境。所以，冯原说公共艺术包括城市雕塑、公共景观设计是在设计行业里最难成功的领域。
近7、8年以来，冯原都在热衷自己的试验性的公共艺术与景观设计。他创作的作品不是传统的城市雕塑，甚至连雕塑都谈不上，而是公共艺术的另一种形式：一些构筑物、综合材料装置，最近三年来他连续有4个方案获奖。但他承认自己的作品不一定能讨好甲方，所以没有苛求去实施。“选择一个好作品还是一个好业务，两全其美是很难做到的”，冯原坚持了自己的标准与原则，他有不少自己认为满意的方案，但他更希望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程序，因为作品的真正价值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不是个人意愿来实现。
的确，一个设计师做了自己非常满意的方案，还必须参与程序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艺术。如果把城市雕塑理解成公共艺术，那么就需要公共政策作支撑。焦耀明说，没有公共政策这个平台，城市雕塑很难成为公共艺术。从温饱层面来考虑，城市雕塑根本不应该去建设，而且提升城市品位也不一定非得靠城市雕塑，它不是实用性物品。正因为公共艺术是精神的载体，所以它在形式和手法上应该多样化，比如日本21世纪中心广场的地板上拉几条弯曲的金属线，却是意大利当代雕塑家创作的公共艺术。
发达国家建一座城市雕塑需要反复论证，反复考量，而且有着完整的建设制度。在建设经费上，它们有基金会制度；有艺术的百分比计划；有一套完整的作品选拔和评审机制。许多专家呼吁中国应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公众艺术百分比”：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前，由政府部门出资，合理分配公共基金，将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和职业雕塑家的专家意见综合在一起，共同设计出最适合人们居住的美观、实用的公共活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