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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知识(2)

时间:2007-08-15 08:55  来源:设计之家  作者:佚名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虽然趋于保守,但绘画领域却出现许多富有特色的流派与个性强烈的画家,各领风骚,树织画坛。明初崇尚宋代画风的画家遍于宫廷、民间,明代中期文人画重新复兴于苏州,后期士大夫文人画更是向独抒性灵发展,以画为乐、以画为寄。明清变革,并没有割裂绘画的传统,清代仍然画派林立,摹古、创新各行其道;文人画、西洋画也对宫廷绘画产生了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还以画为生、以画泄愤,金石书法的刚健之风也溶入了绘画。民间绘画更加世俗化、商品化;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后辉煌,清代绘画已呈现出发生奇变的倾向,为近代中国绘画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明太祖朱元璋长于武功,拙于文治,他当政时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艺文,画坛一派萧条景象。而北方的医生兼业余画家王履(1332年-?)则幸免于难。他工山水,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有《华山图册》存世,绘陕西华山小景40幅,题诗拔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乃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廷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谢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皇帝当政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如象征长寿之松、鹤,象征兴旺之兰、竹,象征富贵之锦鸡,象征幸福之喜鹊等,一派升平气象。吕纪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意思,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表示凡事三思而行;《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惊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戒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

“浙派”的创导者戴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1377年-1462年)是明初功力精深的大画家,他曾在宣德年间被荐入宫,后遭忌返回家乡,卖画为生。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融以元人水墨法传统,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戴进的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钺、夏芷等,均为浙江人,故他的传派世称“浙派”。受戴进影响,江夏人吴伟笔墨更为纵放,被称作“江夏派”。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直至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崛起而告衰落。

“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路”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沈周的弟子文徵明,他的书画技艺也很全面,文雅典丽,笔墨蕴籍含蓄,风骨秀逸。文徵明长寿而勤奋,传世作品甚多,子侄、弟子流风不绝,至清初不衰,故而他成为“吴门画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文徵明的好友唐寅,他的作品以工细为主,又兼有文人的笔墨,富有诗一般的意境;书法秀逸遒劲,风格洒脱,雅俗共赏,深受欢迎。他也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兼工的画家,并因生活跌宕多趣,风流不羁,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文、唐的画友仇英,所绘人物、山水,精工具体,设色清丽,构图繁密,意境深邃,文雅而严谨,匠心独运,为他人所不及。故而他赢得画坛的尊重,成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吴门画派”是一个既有文人画家,又有职业画家、画工的群体,它的出现,既振兴了文人画,又规范了“浙派”末流技法粗陋之习,推动了明代绘画深入发展。

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在“吴门画派”兴复文人画的风潮影响下,随着思想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的“心学”兴起,明代中期的绘画变得更有生气,在技法上也有许多突破,表现于花鸟画创作上,水墨写意的大家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号白阳山人的陈淳(1483年-1544年),及号青藤的徐渭,世称“青藤白阳”。陈淳的花鸟画师法沈周,用笔随意,自由纵横,淡墨疏笔,生趣横溢,是位以拙胜巧的高手。他的水墨花卉常常是一花数叶,疏淡欹斜,比沈周的作品更为活泼。徐渭较陈淳更为放纵,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见长,不求形似求生韵,笔势激动,气度轩昂,如感情之渲泄,澎湃汹涌。这与他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大有关联,才情在仕途上受阻,却在诗文书画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如《墨葡萄图》轴,几无线条,全用泼墨泼水而成,却墨分五色,浓淡有致,形态生动;狂放之气,足以骄人。徐渭的人物画也很精彩,寥寥数笔,即见精神,有《驴背吟诗图》等。

董其昌:明代后期的画坛中心人物是董其昌(1555年-1636年)。他诞生于经济发达的松江,官至礼部尚书,是继元代赵孟钪?蟮挠忠晃淮蠊倭偶嫖娜耸榛?摇K?び谏剿???岢?霸?募摇保?崾印拔饷呕?伞保???拇荡俊拔娜嘶?薄K?髯⒅乇誓?记桑?榛??澹?簿科?希?角蠓缟瘢??兄鞴凼阋猓?非笏朴氩凰啤6?洳?朴诮?湃说慕峁埂⒓挤ㄌ氐慵右怨槟桑?够?娴氖杳堋⑴ǖ?⒖?稀⑿槭蹈?泄媛桑?挥星迦笪卵拧⑵胶外?坏娜の叮?勺尽⒓虻?写?心?病⒆匀坏奈娜酥?肌6?洳?诿朗趵砺凵隙嗨?ㄊ鳎??岢鲋笔慵阂狻⒎鹿湃硕?涔湃耍唤簿可袼疲?宰臼で桑换?乙?靶型蚶锫罚?镣蚓硎椤崩醇忧垦а?徊⒁造?谀媳敝?掷醋芙峄?罚?衔?犹瞥??迹?酝跷?乃??值?慌晌?献冢?岳钏佳倒け手夭室慌晌?弊冢?罢咦⒅厥闱椋?形娜似?缓笳咦⒅匦词担?泄そ称?凰?缒媳岜薄4寺垡怀觯?跋旌艽螅?娜嘶?哪献诔晌??痴?冢?灾潞M獬啤拔娜嘶?蔽?澳匣?保?源宋?泄??拇?怼6?洳?氖导?肜砺鄣玫剿山?厍??页录倘濉⒛?橇?热说闹С郑?茏勇?牛?鞣绮痪??顺啤八山?伞薄</P>

陈洪绶:晚年的人物画随着社会思潮的活跃而有较大的改观。不拘陈法、追求个性的大画家陈洪绶(1598-年1652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他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曾入京为内廷作画,并观禁中藏品,技艺大进。他所作人物,往往经过大胆的夸张变形,头大耳阔,躯体伟岸,相貌奇峭,衣纹排叠,凛然可畏;借佯逛迂怪,否定时政,讽刺当局,表达狂放不羁之情。他的《归去来图?解印》,画陶渊明傲然前视,仪态轩昂,与接印小吏的谦卑恭谨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品格,画风高古奇特。又如《何天章行乐图》,把主人公何天章画得如一尊魁梧的造像,而其爱姬娇小轻盈,两人面部木然,皆无喜悦之色,极不相配,实无乐可言,借以讽刺封建礼教。陈洪绶善于利用夸大人物个性特征和衬托对比的手法,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技法上,他用线清圆细劲,拙如古篆,刚中见柔,力度雄健,也不落常套。陈洪绶还为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作插图,歌颂侠义、爱情,赞扬爱国英雄,如《屈子行吟图》、《水浒叶子》、《西厢记》等,皆很出名,不仅对清初木刻版画的发展贡献很大,而且也成为反抗压迫的宣传品,不胫而走,甚至影响晚清“海上四任”。此外,他的山水、花鸟画也有很多特点,古朴工丽,以艳衬雅,富有装饰性,雅俗共赏,流传甚广。

愤世嫉俗的明遗民画派:明清鼎革,社会动乱,许多文人为了避祸,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便出家做了和尚;有的不再应考做官,甘当明朝遗民,了此一生。他们中间的画家,以“四僧”(即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和龚贤、方以智(无可)等最为出名。石涛、八大山人是明朝宗室,作品中往往流露身世之感,激昂悲愤,沧凉忧郁。石涛以山水见长,兼工花卉。他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又主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而且广泛吸收前人技法,融会贯通,独来独往,自成一格。他的画风富有创新精神,在运笔用墨、设色构图上皆突破陈法,令人耳目一新。石涛晚年在商业都市扬州卖画,他恣肆奇拙的画风,对“扬州八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八大山人(朱耷)亦长于山水、花鸟,“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水意境荒率凄凉,花鸟怪诞冷漠,愤世嫉俗,不满现实,一派受压抑而不屈的情调。所写书法,似蚯蚓扭曲多变,柔中有刚,世称“蚯蚓体”。髡残的山水粗头乱服,笔墨纵横淋漓,善于干湿互用,层次丰富,多幽深繁复之趣,寄托远离尘俗的逃禅避世之情;与其画面上的草书诗文互得益彰,给人旷达忘世之感。弘仁则与其相反,笔墨简淡,线条疏秀,山水清奇磊落。他最爱画家乡黄山的奇松怪石,伟岸俊峭,以寄托孤傲清高之情,成为清初“黄山画派”的首领。象“四僧”一样有着傲骨与野逸之趣的遗民画家龚贤,为“金陵八家”的代表。他的山水注重墨色的厚重,善用积墨法表示山水的阴阳向背,很有苍郁深邃的趣味。活动于江西的哲学家方以智,所绘简单,却含有思想,如《骑驴图》,就寓有三数合一、学问自许的含意。图中骑驴者实为他“不佛不儒不道、又佛又儒又道”的自我写照,表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荡时期不忘文化传统的乐观精神。四僧和明遗民画派因负有民族气节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而被称作清初画坛的“野逸派”。

“清”四王的画风:清初重要的画家还有“正统派”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他们受董其昌的影响较大,发展了晚明文人画的抽象特点,特别注重笔墨和纯形象的表现。所作并非描绘真山水,而是主要表现笔墨和线条的半抽象画。四王作画常常题为仿某某宋元名家,诸如巨然、黄公望和元四家,其实都是自己的画,而且四人面貌也有所不同。王时敏用笔虚灵,气韵清恬,王鉴落墨丰润,兼擅青绿。王原祁画风浑厚秀润,喜用干笔焦墨,曾在京中任书画总裁,弟子满门,有“娄东画派”之称。四王与同时代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画面布局不求奇险,而是注重笔墨功夫,所以粗看面目相同,若无变化,其实其变化在于笔墨的旋律,而非形象的布置。他们的摹仿古人,尽管有很大的局限,创新不足,但对前人技法的总结、继承,却维系了传统,而且左右清廷画艺,被奉为“正统派”。受他们影响的唐岱、董邦达、杨晋、宋骏业及“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等,作品虽然也很典雅,然而因袭味太重,显得公式化和缺乏生气。

“西画”对院体画的影响:

清朝重建宫廷画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鼎盛。那时西洋传教士络绎来华,意大利的郎世宁、法国的王致诚,捷克的艾启蒙等,带来了西洋画的凹凸阴暗和透视法,在宫内为皇帝作战功图,以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而受到欢迎。同时,中国水墨画与散点透视的技法,也被西洋画家采用,如王致诚的《十骏图》,就兼有中西之长。受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也参酌西法,作画注重凹凸阴暗的光影效果,笔法更为纤细写实。清朝宫廷绘画的题材主要有人物肖像画、宫廷生活画、历史纪实画,以宣传皇帝的文治武功,为皇帝服务。花鸟画于历朝相仿,延续“黄家富贵”一路,也参有没骨画法,稍为奔放生动,著名画家有邹一桂、蒋廷锡等。山水画大致为“四王”派系;界面更趋宏大、工丽,注重装饰趣味,著名画家有袁江、袁耀父子。这种局面与大清帝国利用文化粉饰太平的专制政策十分吻合。

“扬州八怪”:清代中叶,在商贾云集、思想活泼的扬州,萃集一批卖画为生的重要文人画家群体,人称“扬州八怪”。其所以称怪,一是书画创作皆流露强烈的个性;二是与当时的社会时尚相背戾,为人大多不趋炎附势,孤高自傲。扬州人视他们奇奇怪怪,按方言“八怪”称之,其实并不单指八个人,主要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还有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扬州八怪”都是失意文人,他们承传明遗民画家反抗精神,反对蹈袭模拟,所作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宫廷提倡的正统,也相对摒弃了儒雅平和的“书卷气”,形成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而又适合商业需要的写意画风。多直露,少虚伪,吐泄不平,清新狂放。郑燮(郑板桥)的《竹石图》,挺劲孤直,具有倔强不驯之气,而又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民情”的同情民间疾苦之心。金农的《佛像画》轴,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遒劲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黄慎的《花鸟草虫册》以农家田园小景入画,生动别致,充满质朴气息。再如罗聘的《醉钟馗图》,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迷离朴塑、奇异怪谲的鬼怪世界,借以讽刺社会现实。有人将此图比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称它们都是用“以鬼喻人”的手法来讽喻世事。“扬州八怪”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打破了清代中叶画坛的沉寂,给人以有力的启迪,其艺术对后世水墨写意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多元化的民间风俗画

明清的民间风俗画:其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生产、生活、宗教、历史、文学、戏曲等方面。如明代四川蓬溪宝梵寺、北京西郊法海寺的佛教壁画,云南丽江大宝积寺小乘佛教壁画,西藏哲蚌寺藏传佛教壁画,山西新绛稷益庙的道教壁画;清代南京、绍兴、金华的太平天国壁画;明代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清代山东潍坊、山西临汾、广东佛山、福建泉州、四川棉竹等地的木刻年画、戏画;明代徽州刻《西厢记》、《元曲选》插图、《十竹斋画谱》等,均较为出名。这些民间风俗画的最大特点一是既工丽具体,又生动活泼,富有装饰情趣;二是贴近生活,通俗耐看,含有劝恶从善、吉祥喜庆的内容,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年年有余》、《一团和气》等。它们与宫廷画、文人画、卷轴画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明清绘画,对繁荣文化、活跃思想、丰富生活起到积极而不可低估的作用。

具有民族特色的“汤喀”绘画:明清时期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一带藏区雪域的绘画,除寺院壁画外,以“唐卡”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绘画最为流行。唐卡亦称“汤喀”,是藏语,指一种用布或绢制成的画轴。内容大部分为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这类作品宗教特征较强,规范而严谨,尤其是曼陀罗唐卡,即坛城唐卡,画佛或诸神的宫殿,圆中有方,方中画圆,层层排列,紧密有序。相对而言,一些表现圣者传奇、佛陀本生故事与神话传说的作品,往往出现世俗生活的场面,有山水、花鸟,显得较为生动。唐卡的绘艺较为工细,线条柔和委婉,设色对比强烈,构图严谨对成,既有热烈明快、和谐统一的装饰趣味,而又带有图案化、神秘感,颇有特色。这种宗教绘画以其特有的美感,一直受到藏族同胞的喜爱,至今不衰。

近现代美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广州等辟为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经济繁兴,许多画家亦聚集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商业气较重、雅俗共赏的“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革命口号,蔡元培在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府--国力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从此画家兼美术教育家(即“学院派”或“教授派”)成为画坛的主流。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一些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坚持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增加学养,不断推进绘画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人称“齐黄潘傅”。另一些留洋归国的画家,主张中西兼溶,吸收西画优秀成分,推进中国绘画的改革。代表人物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世称“林徐刘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画家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激励抗日斗志的优秀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奔马图》、《醒狮》等。抗日战争结束后,有的画家向海外发展,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并借鉴海外艺术的长处,不断探索水墨画的创新。他们孜孜以求,使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绘画的魅力,张大千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好评,有人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活跃与大陆的学院派画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历经极左路线与“文革”的摧残,画家们坚持发展传统艺术的赤诚之心更坚,心胸更为广博,学养也愈为丰厚。“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崇尚艺德、不断创新的李可染、陆俨少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他们艰辛的努力,中国绘画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进入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更新的境界。

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艺术风格:清末明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海上画派”的主要画家有赵之谦、“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虚谷、吴昌硕、吴友如等。赵之谦的作品,善于将篆隶书法功力融入画面,风格浑朴秀劲,花卉设色浓艳,宏伟富丽,以象征吉祥。吴昌硕也以书法、篆刻入画,作品金石味浓郁,风格沉着雄肆。他除花卉外,兼长人物、山水,画面题诗文以吐泄豪情,既使意境丰富。吴昌硕治印也很出名,他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四任”中以任颐(字伯年)最著,他善于画人物、花鸟,所作受陈洪绶影响,略作夸张,线纹坚劲凝练;而又吸收民间设色技法,色彩明丽。任颐好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入画,如《钟馗》、《凫荷图》、《风尘三侠》、《吕布与貂禅》等,雅俗共赏。“岭南画派”以留学日本的广东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以及陈树人为著,世称“岭南三杰”。他们的作品中融入海外技法,即水墨中掺入水彩、水粉画的粉质颜料,在不吸水的矾纸上作画,使画面色彩鲜艳亮丽,借此表现岭南阳光充足的亚热带自然风光,有“新国画派”之称。

继承与开拓的四大家: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经历了激烈的分化与变革,因循传统、恪收古法的画风虽然仍在延续,但已失去活力;同时,西画的东渐,油画、水彩、水粉画的发展,也使中国绘画的因循守旧之风更为颓衰。此时,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为代表的一批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应运而生。他们植根于传统,重视师法自然和切入显示生活,努力提高学养,弘扬传统绘画中的优秀成分,刻苦创新,使中国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

齐白石(1863年-1957年),湖南湘潭人。精写意花鸟,尤工水墨虾、蟹、鱼、蛙,从徐渭、八大、吴昌硕等人笔墨中汲取技法,又长期观察自然景物,所作着墨不多,概括生动,设色墨彩相融,质朴天真,活泼多趣。山水构图奇肆,治印古朴,蔚然成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和平奖金。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黄宾虹(1865年-1955年),生于浙江金华,安徽歙县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他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修养之高”,又认为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对祖国大好河山充满了热爱之情。他重自然气韵,开创了“黑、密、厚、重”的独特画风,元气淋漓,草木华滋。黄宾虹擅长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反复勾画点染,而呈现层次丰富、意境深邃的景象,初看似苍茫一片,细看自然生动,乱而不乱,意境无穷。曾编纂《古画微》等,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拟何绍基意》轴等。潘天寿(1866年-1971年),浙江宁海人。擅诗书画印,山水、花鸟,人物兼长,画风受八大山人、石涛影响,而又自具雄肆奇倔的面目,线条坚定粗犷有力,构图出人意表,体现刚强不屈的豪迈民族性格,变文人画柔雅为沉雄、坚毅,有撼人的力量和强烈的现代意识。晚年擅指画,巨幅鸿篇,册页小品,皆风姿独具。曾任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皆为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传世作品有《凝视》、《松石》等。著述甚多,以《中国绘画史》影响为大。傅抱石(1904年-1965年),江西新喻人。曾受徐悲鸿器重,推荐赴日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善绘山水、人物、工意兼具。《山雨》图轴写山雨流泉,树石草亭,皆以,线描或细挺,或秀柔,面部具体,衣着姿式泼墨写意,尤擅长历史人物,既有晋、唐古雅之风,又有现代浪漫气质,如《九歌图•湘君》。山水泼墨淋漓,或如风雨交加,或如烟云流布,大气磅礴,神奇莫测,颇为生动。笔墨酣畅纵横,有“抱石皴”之誉。晚年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著有《石涛上人年谱》等。代表作品有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陈列于人民大会堂)、藏于傅抱石纪念馆的《听泉图》等,影响很大。

溶西创新的四大家:“五四”以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按照各自的观点倡导美术革命。有的提出改革国画的纲领,有的留学归国后办新学,画模特儿、办展览、出画报,形成一股力量,向以模拟四王山水为代表的“正统派”展开进攻。兼溶中西的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等教授即为其中的杰出人物。林风眠(1900-1991年),广东梅县人,有“现代中国绘画之父”之称。少年时以《芥子园画谱》习画,后留法,研习西画。归国后,1928年被蔡元培派赴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任首任校长。他艺通中西,对中西的审美情趣皆有深刻的领悟,以调和中西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长于人物、花鸟、山水,所作富有韵味,且通俗易懂,他的孤鹭、秋雁、水汀、美女等水墨画,设色浑化自如,浓艳处多加积色和复色,清雅处纯净透明,厚而不浊,淡而不薄,光影色彩自然柔和,具有诗一般的美感,和盎然的生命力。晚年定居香港,弟子遍及海内外。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画院的《鹭》、《静物》等。徐悲鸿(1895年-1953年),江苏宜兴人。早年赴日本和法国游学,1927年归国。历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擅长人物、动物、花卉等。主张学习素描,讲究造型之严谨、结构之精确、整体感之强烈,并认为应吸收西画优秀技法,丰富中国绘画的创作。所画人物、动物,笔墨放纵,形神兼备,往往还寓以热爱祖国、嫉恶如仇的情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刘海粟(1896年-1994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7岁赴沪创建上海美专,主张尽力发展中国传统美术宝藏,尽量吸收外来新艺术,首倡中国人体模特儿教学;打破关门教学陈规,带学生赴西湖写生;招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先河。反对封建礼教,人称“叛徒大师”。后旅日游欧访南洋,艺名日著。善山水,泼墨与没骨重彩尤奇诡,光怪陆离,汪洋恣肆,气魄阔大。曾多次赴黄山写生,所写黄山图,奇幻壮丽,寄托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深情。刘海粟作品有《黄山图》、《始信峰古松图》等。吴作人(1908年- ),安徽泾县人。年青时受徐悲鸿帮助,赴欧留学。归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艺专。善于溶会中西技艺,所作骆驼、牦牛等,构图简洁,造型生动,有清新、洗练、柔和、秀美的特点,水墨色彩变化微妙,格调高雅,耐人寻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代表作品《骆驼图》等。

蒋兆和:1937年日寇侵华,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爱国主义画家蒋兆和(1904年-1986年)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心痛万分,乃创作《流民图》以表达他对沦陷区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的深深同情。《流民图》从1941年开始构思,至1943年完成,高2米,长约26米,表现逃难群众悲惨的生活。画家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与真人等大,构图多为半身特写,重个性刻画,使形象有呼之欲出之感。笔墨则侧重悲怆氛围烘染与愤慨情绪的渲泄,缩短了艺术形象与观众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为民写真”的现实主义杰作。蒋兆和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专等,1950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大千:近百年来,在继承传统、开辟时代新风的众多画家中,张大千(1899年-1983年)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代大师。他是四川内江人,年青时游学日本,后归隐四川青城山,潜心于石涛、八大山人及董源、巨然、王蒙等古典风格,又赴敦煌临摹壁画,技艺大进。中年达到可与古人争雄竞胜的水平。1949年出国,云游美洲、欧洲等地,视野扩及世界,学养雄厚,终于自出机杼,所作以泼墨泼彩呈现出苍浑渊穆的面目,用抽象表现主义开拓了中国画的新领域。张大千于山水、人物、花鸟、鞍马无所不精,工意兼具,勤奋创作,乐此不疲,且于历代宫廷画、文人画、民间画以及西洋画皆有汲取,取精用宏,晚年由传统派画家而成为融和西法的变革派画家。作品早、中、晚年风格不同,但都以浓郁的东方情调而备受世人瞩目。1956年他与毕加索在欧洲相识,被画坛称为“东方的毕加索”。晚年病逝于台北“摩耶精舍”。张大千代表作品《庐山图》、《晚帆》、《美女图》等。

北李南陆”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激烈变革,在全盘西化、中西融合,以及新儒学思潮浸润的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绘画不断发展的进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李可染(1907年-1989年)、陆俨少(109年-1993年)就是推动当代中国绘画发展的南北二位著名教授。李可染,江苏徐州人。曾就学于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世纪中国绘画的传统主义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及改良主义大师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都是他的老师。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他“以最大的功力打入传统,以最大的勇气打出传统”;并将西洋画中的明暗法、几何造型法、封闭立体主义构图法等技巧,透过自己的理解,适切地融入个人的绘画中,不但塑造出具有创造性及成熟的绘画风格,并成功地完成中国绘画的改革。李可染的绘画讲究点、线的搭配,注意点线面的节奏感,山水构图圆中见方,饱满严谨,画面明暗层次丰富,云烟朦胧,亮点活跃;人物、动物、墨块笔痕清晰有力,简练拙朴,生趣勃勃,尤多农家自然清新气氛。他主张苦学,主张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观察大自然、深入思考、深入实践,人称“苦学派”。代表作品《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李可染的友人陆俨少是上海嘉定人,博采历代名家技法,尤得力于元人王蒙。抗战时避难入川,看遍巴蜀山水,深受自然启发。所作山水长于用线条勾云划水,以留白法表现云烟;构图自出机杼,由小及大,转折之间,别开生面;下笔中锋、偏锋、皴擦互用,厚重而不刻板,秀雅而不艳媚。云水激荡,山川奇伟,大气磅礴,神采飞动。陆俨少虽对传统作了创新,但他对画家要有坚实的文化修养却从不怀疑,曾说要“三分读书,三分写字,四分画画”,是位诗、书、画全面发展的大师。晚年陆俨少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山水画刍议》等。代表作品:《峨嵋冬雪》、《山水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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